第709章 朱棣：爹让儿子背黑锅，儿子还能拒绝不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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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惨烈故事，天幕已展现多次。
其他朝代的古人看罢，除了对异族入侵的愤慨与对末世乱象的唏嘘，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了由此引发的历史评价与道德困境的探讨上。
焦点之一，便是史可法。
对此人的评价，历朝历代总体趋于正面。
“气节有亏”是原则性问题。
但“能力不足”是可以被谅解的缺憾。
尤其是在承平既久、制度僵化的末世。
史可法困守孤城，最终殉国，尤其是殉于异族之手。
这份“死社稷”的壮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战略失误、调和无力等诟病。
主流舆论大抵可归结为：才具或有不逮，然忠节无愧千秋。
翻译成如今的大白话，就是：能力有问题，但思想没问题。
由此，又引申出一个更尖锐的假设性议题：若史可法当时投降，可换取清军应允不屠扬州，他该不该降？
如果他以保全一城生灵为条件而降，又该如何评价他？
是忍辱负重的智者，还是变节求存的懦夫？
这个问题，犹如投入静湖的巨石，在各朝士林间激起激烈辩论，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
此番争论，在宋时尤为热烈。
原因无他，五代十国那段记忆尚未走远，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争议的标杆——冯道。
他最早当过唐朝卢龙节度使的幕僚，而后出仕过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
胡人的宰相，他当过。
汉人的宰相，他当过。
卖国贼的宰相，他也当过。
若按儒家忠君不二的标准，他是十足的“不忠不义的无廉耻者”！
但按照儒家的仁爱观念，他是值得夸赞的，至少不该把他骂的那么狠。
在王朝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他周旋其中，劝谏君主、安定百姓、保护文明、启用贤能。
使中原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战乱之苦，文化典章亦得以存续。
于是，宋代士大夫们便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批评派高举“忠臣不事二主”的春秋大义，斥冯道为不知廉耻的典型。
肯定派则援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肯定冯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与价值。
双方皆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辩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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