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8章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2/3）
可为什么到了宋朝就变了味道，就只考儒家的四书五经？”朱瑞璋开口道。
朱瑞璋抛出的问题，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张以宁心头。
朝堂之上论辩儒学优劣者多矣，却从未有人这般直指科举制度的演变核心——为何隋唐科举兼容并蓄，到了宋朝却沦为四书五经的独角戏？
张以宁沉吟良久，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这才缓缓开口：“王爷此问，切中要害。
然科举之变，非儒学本身之过，实乃时势使然，为政者取舍之果。”
“哦？”朱瑞璋挑眉，身子微微前倾，“愿闻其详。”
“隋唐之初，天下甫定，百废待兴。”张以宁侃侃而谈，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
“隋文帝创科举，意在打破门阀垄断，网罗天下英才；
隋炀帝设进士科，唐承其制，科目繁多，有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秀才等，兼容儒、法、墨、道各家之长。
何也？
盖因乱世方休，国家需能臣干吏，既需通经史、明教化之儒士，亦需懂律法、善算度之专才，方能安邦定国，恢复民生。”
他话锋一转，语气添了几分凝重：“至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门阀势力渐衰，士风凋敝。
赵宋立国，太祖太宗深知武人乱政之害，故推行‘重文轻武’之国策，欲以文治天下，稳固社稷。
科举作为选官核心，自然向儒学倾斜——儒学讲仁政、礼治、忠君，恰合帝王巩固皇权、教化万民之需。”
“再者，”张以宁补充道，
“晚唐以来，儒学自身亦在革新。
韩愈、李翱倡道统之说，至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糅合佛道思想，开创理学，使儒学更具思辨性与系统性，成为治国理政的完整思想体系。
科举聚焦四书五经，实则是为政者选择了最契合当时统治需求的思想工具，而非儒学主动排斥其他学问。”
朱瑞璋冷笑一声，拿起案上一份百姓申诉状：“思想工具？
先生说得轻巧。
可这工具一旦被特权阶层利用，便成了欺压百姓的枷锁！
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
可孔家子弟却强占民田、抢掠民女，这便是他们的天理？
科举只考四书五经，让天下士人皆醉心于寻章摘句，不屑于农桑、水利、律法、算术，
结果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大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遇到民生难题束手无策，遇到外敌入侵只会空谈义理！”
他猛地将申诉状拍在案上，纸张震颤：“先生可知，山东多少百姓因水渠失修，守着薄田望天收？
多少农户因朝廷不懂改良种子，亩产不过百斤？
这些实用之学，在科举中可有半分地位？
宋、金、元为何亡？
皆因士大夫阶层脱离实际，空谈儒学，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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