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五十六章 整顿乾坤济时了（4/9）
用金、银、铜、铁制造的器皿，在印度也很多，他们也用金、银制造各种装饰品，或铸造各种神像。
更多的储备和产出也意味着可以养活大量的多余人口和众多可以用来进一步加工的剩余产品。
因为虽然岭南招讨行营和北天竺经略府，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没有主动对外拓展地盘土了，而是停留在新的平原的河流上游地区。
但是治下的人口，却依旧是以爆炸性的速度，急剧增长。
这倒不是当地人口出生率突然暴增，而是经过了多年的观望和挣扎后。
治下大量隐匿民间乡野，或是游离在外围、边缘区域的人口，大量的投附到军屯庄和屯垦区的结果，而且是饥馑和动乱的逼迫、驱使下，整村整乡的集体投奔的。
然后像海绵吸水一般的，被那些不断开拓的田庄和新建的工场所吸收，虽然这些土人世代愚昧笨拙居多，但是在皮鞭棍棒的矫正下，从事一些粗重体力活计，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虽然时常要挨打。
但一天可以吃三餐，还有地方休息，这对那些饥饿中等死的人来说，至少不用再担心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强制保持的相对卫生环境，也让这些新附人口的死亡率大大下降。
而对那些有幸刚通过政策，从下等种姓和贱籍转化来的治下归化人身份的土户来说，这种按照规定的劳作就能足饱舍暖的日常，被称之为地上天国，也毫不为过。
如果是有技艺在身的工匠，不管是泥匠瓦匠木匠。
还是更高端的铁匠、铜匠、金银匠，都能得到计件的酬劳和安身立命的工坊。
因为相对唐人的控制区来说，在五方天竺之地内，因为各大王朝、诸侯、藩主之间频频征战攻杀，区域性的战乱和动荡的混沌景象才是最普遍性的常态。
要知道现今距离戒日王的时代，仅仅才过去了百多年。
《大唐西域记》里描述的那种富足安乐物产丰然百业发达路不拾遗的盛况，就如过眼云烟一般不复存在了。
戒日王之后，五方天竺之地频繁的战乱和诸侯割据，不但严重破坏了自古以来的生产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损害了知识和历史的传承，更造成区域性的社会文化和科技上的倒退。
充满讽刺的是，这种混乱和倒退至少持续了数百年后，给混沌不明的天竺之地，重新带来文明和秩序的，居然是由中亚地区入侵，信仰绿教的突厥后裔，这些狂热偶像禁毁者的到来，也直接宣告了天竺佛教的彻底涅槃，那烂陀寺在内的众多圣地被焚毁烧掠，佛像被打碎当做宫殿和清真寺的地基，无数僧人从海路和陆地出逃外国。
以至于，后世的的印度史编撰者无不对这些充满自相矛盾混乱和大片记载空白的历史混沌时期，束手无策。
哪怕是现代印度，为了编写相关史书，需要到历史上有所交流的周边国家去，获得对方是书上关于印度的只言片语作为旁证，配合考古发掘，才能推测出一些特定古代时期的历史风貌。
因此那些商旅出了唐人的控制区后，最大的直接感官就是，几乎是满地赤贫和破烂潦倒的百姓，与极尽繁复奢靡所能的藩主、贵族庄园的鲜明对照，因为源自古代文明和知识，只在统治上层很小一个圈子内。
才得以继续流传。
并且这些上等种姓掌握和垄断了，能够延续和传承的大部分社会资源。
当唐人针对性的消灭了那些不愿意合作的婆罗门，征服了幸存的刹帝利阶层后，知识和文化的流传也打破了身份和阶级的种姓篱笆，开始在下层种姓中扩散开来，虽然这是一件很长远才能见到结果的变化。
而在这只打着朝圣进揭旗号的特遣部队中，领队的健陀罗州司马杜琅，讨击副使胡烨，也在马背上并驱交谈着。
“昔大唐西域记有载：若夫种姓，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
净行也。
二曰刹帝利，王种也。
三曰吠舍，贸迁有无，逐利远近。
四曰戍陀罗。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