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8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2/6）
从这一点上来讲，两府相公们还是挺君子的，没想着自己象徵性的交钱，然後把大头都分摊到下面的人身上。
这也是因为在大宋，大多数两府相公都是出身普通家庭，通过科举考试考进士，然後一步步走过来的，都清楚中下级官员在京生活不易，所以也确实不忍压榨。
而不管怎麽样，在大宋君臣看来，通过集体募捐买回了长城故地，这都是一场很了不起的外交胜利，故而也在对内宣传方面，好好地大肆宣扬了一番。
普通百姓没出钱，自然没什麽意见，也颇有些与有荣焉之感。
对於这种赢麻了的操作，顿生无力感的陆北顾自有一番心思不提。
至於对夏，因为有大顺城之战作为前提，取得的外交成果要更加辉煌一些，李谅祚亲笔写就国书，向官家致歉，承认自己御下不严导致嘉宁军司的边将擅起边衅，希望大宋能够予以原谅。
当然了，这话就是骗鬼的。
不过即便如此，求和的态度也算是摆到位了，双方旋即正式结束了短暂的交战状态，重新恢复和平。
夏国嘉宁军司所部兵马已从金汤城、白豹城等处撤回原驻牧地，各城池寨堡的留守兵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同时因为交战状态结束，大宋这边，沿边三十里内的蕃部熟户也已陆续返回了旧寨。
而大宋方面对夏明显比对辽有心理优势，在谈判中，对榷场贸易和青盐禁运两方面都咬的很死。
李谅祚被迫承诺不再袭扰横山沿边熟户，亦不再招降番部，大宋方才同意了暂时恢复边境上的榷场贸易，不过这也是只是暂时恢复，是否完全恢复，要视夏国接下来的态度而定。
但在大宋内部，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又爆发了新一轮的争吵。
司马光上了一份奏疏。
这份奏疏很长，从头到尾没有提国债，却通篇都在论「信」。
他引经据典，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论语》的「民无信不立」，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洋洋洒洒数千言，最後归结於一句。
「朝廷之信，不在帐册之详、不在张榜之频，而在朝廷之政，是否以民为贵。
若朝廷以民为贵，则不借国债，民亦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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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朝廷发国债以纾民困，固是不得已之举，然国债之偿，终究要靠来年之税入，来年之税入，终究要靠百姓之膏血。
朝廷今日借民之财以救民，明日取民之财以偿债，救民乎？
剥民乎？」
虽然读着会血压飙升，但司马光的有些话，还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认为国债是朝廷向百姓伸手借钱，然後用百姓自己的血汗钱去还，而这笔钱不是朝廷挣来的，实则是朝廷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所以发国债的本质，是在透支未来的民力。
这个逻辑并非全然无理。
司马光的担忧则在於，国债偿债的「锚」在将来税入增长，而这个「增长」必然来源於对百姓更充分的汲取。
所以发国债跟加税，在本质上有啥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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