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政策风声（1/6）
1962年6月，四合院后院。
6月的一天，傍晚。
我刚从厂里下班回来，自行车还没支稳，就看见阎埠贵从垂花门那边快步走过来。
他今天没端着那个标志性的搪瓷缸子，两手空着，脚步却比平时快，像是有什么急事。
他走到我身边，左右瞅了瞅，确认周围没人，才压低声音，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
向东，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我支好自行车，摘下帽子，在裤腿上拍了拍灰：什么消息，三大爷，您这么神神秘秘的？
关于农村政策调整的。
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听说，上面要允许农民搞小规模的自由种植了。
我心里一动。
自由种植。
这个词，在我前世的历史知识里，对应的是196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个词是敏感的，后来还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但在1962年，它确实是国家为恢复农村经济而采取的实际措施。
允许农民在自留地上自由种植，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这在当时，是对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灵活调整。
虽然不是真正的包产到户，但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这意味着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可以把自己种的东西拿出去卖，可以挣一点属于自己的钱。
这种自主权，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消息可靠吗？
我问。
应该可靠。
阎埠贵点点头，眼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光，我有个亲戚在农业部工作，他说的。
文件已经起草了，就等领导批。
什么时候实行？
不知道。
他摇摇头，可能下半年，可能明年。
这种事儿，谁也说不准。
我又听到了。
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好信号。
风起于青萍之末，政策的调整，往往就是从这些、、开始的。
等文件正式下来，已经是木已成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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